近日懒散，闲时翻看了一本书，一本去年在国内经过正规渠道出版但是却被很快列为禁书的东西。书名叫《风云侧记－－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》，作者袁鹰，想必定是属于“老暴徒”（老报徒）级别的人物了。如果光从题目来看，这完全和禁书搭不上任何牵连，但如果稍稍翻阅几页，满纸尽是当年种种运动的血泪，也就明白为何XXX会如此慎重的将其与大右派之女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章怡和的两株大毒草《往事并不如烟》及《伶人往事》同时列为禁书了。

     新闻机构历来被共产主义政权视为及其重要的部门，常常假彼之矛，翻手为云，覆手成雨。想当年在胡适之等的眼中，新闻机构是为了争取自由。而争自由的唯一理由，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已的意见与信仰。但凡不承认异已者自由的人，也就不配争自由，就不配谈自由。所谓“异乎我者未必即非，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；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，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。”这种言论，自然在某些意识形态专家看来是反动透骨的，是在恶毒攻击！因为在他们眼中，报纸只是党同伐异的工具，只是成者王，败者寇的绝好佐证。

     说了这么多，还没有归到题目上来。这段引文其实是引中之引，乃作者在回忆当年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那一章中引用夏衍老人的感慨之言。原文较长，但我却觉得特别值得一读，索性就全部道出：

   “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七月我调到北京，在上海工作了六年，在华东局和市委，我都分管宣传，文教。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，最使我感动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。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得也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。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，解放后访问过印度，缅甸，东南亚，东欧各国和古巴，就我亲身经历，直到现在我还一位世界上最爱国，最用户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，自己的祖国，这在全世界都很普遍的，但象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，这就很不寻常了。十月革命之后，大批俄罗斯作家，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，我记得很清楚，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，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，他就说：德国有最优秀地思想家，艺术家，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，所以许多作家，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，我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回到他们地祖国。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，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，那里的人热爱自己的民族，有自豪感，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，很少谈到政治，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。在东欧，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，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。在罗马尼亚，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，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，不写作而跑去当官，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。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。十月革命之后，俄国的大作家如莆宁，小托尔斯泰，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，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。而中国那，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，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，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。当然，还不只限于文艺界，科学家也是如此。被美国人扣住的大科学家钱学森，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，而回到了祖国么？在上海解放初期，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，如吴有训，周予同，徐森玉，傅雷，錢锺書， 茅以升，冯德培，以及梅兰芳，周信芳，袁雪芬等等，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，不去台湾，坚守岗位，而且真心实意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。。。。。。”

     在他文章的结束处，还说道：“写到这里，不免有一点遗憾，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，而四十多年来，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？众所周知，1957年的反右派，59年的反右倾，拔白旗，64年的文化部整风，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，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。这个问题，我想了很久，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，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。”

     引文至此结束。想当年批判《武训传》的社论中有这样一句话：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？！这话几十年来几乎成了定语，从那时起就成为了某些领导人的基本思维定势，也成为文化界人士头上的一道紧箍咒，使他们时时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，谁也不敢预测什么时候又会突然来一场风暴。

     胡公耀邦当年痛陈：我们的党要发誓，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，无限上纲，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！希望这话能如所愿。